其次是通过设立死刑，明确国家有权适用生命刑。
这种成文化进路可在司法建议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生长上获得印证：前者遵循了法律规定——实务发展——最高法院文件推动——修法认可的一般路径。因此，行政审判白皮书既不同于全方位介绍人民法院一年来各项工作情况、类似司法审判工作编年史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也不同于第三方机构发布的评价法治政府建设得失、为法治政府建设支招的《法治政府蓝皮书》。
李劼：《上海第五次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俞正声批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载2008年5月6日《人民法院报》第1版。与热闹非凡的实践相比，学理研究则明显滞后，已有的零星成果主要局限于法官群体对所在地区法院实践做法的评述和制度完善的建议。[25]杨竹青：《构建法治理性的权力间对话机制》，载《宁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27]孙海龙、高翔：《审判白皮书的现实演进与理性建构》，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8期。[4]参见魏如松：《省高院首次公布行政审判白皮书》，载2011年8月5日《海南日报》第A2版。
[17]尽管如此，一些行政审判白皮书还是得到了当地党政一把手的批示，表现出尊重司法、虚心整改的姿态。同时，在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政治理念引领下，各级政府对实际承载助力行政争议化解功能的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活动逐渐采行了乐见其成的姿态。法律的发展就是法律的不断社会化的过程。
概言之，《十二铜表法》施加的重压，如大卸八块的惩罚，后来减成为刑罚。埃里克森(Ellichson)在对美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之后，在1991著书指出，并非只有政府才能产生规则与秩序。[7][英] J?奥斯丁：《确定法理学范围》，H?哈特编，英国伦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韦登菲尔德与尼克森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7-18页。声誉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
社会团体规范的制定需要较强的共同体意识，需要团体成员的参与和协商。既然如此，如果以社会发展为纵向坐标，以法律概念中的强制性为横向坐标，观察法律概念的发展，将呈现出一个怎样的轨迹？ 在法理学思想发展的早期，人们习惯于从被粗糙理解的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视角观察、分析法律现象，这样，对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实现的期待，使人们寄希望于‘制裁，也因此，人们深信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指在国际法中确立行为准则但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导原则、政策宣言或者法典。如果法律能够准确无误地规定出所有相关的适用情况，而且如果证据充分即能切实地加以执行，则我们认为法律是完备的。此外，软法规范的个人执行成本对于软法规范的实效性也有影响，因为软法规范主要依赖于分散化的个人来执行，如果软法规范的私人执行成本不能转化为团体成本，就会有很多人对违反软法规范的行为熟视无睹，软法规范就很难奏效。[39]Putnam, R.，1993，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l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张维迎：《法律与社会规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1期。
[34]现实社会中，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有时呈现出互为消长的关系，在日本，硬法规范的最小化，似乎增强了社会的内聚力，离开了这种特殊的社会内聚力，无论是声誉受损还是受人排斥，都将无关紧要。法律为同一行为提供越来越精致、细密的刺激因素。那时的法律和道德行为规则几乎都融在一起，在最早的法典中，既有道德的规则，也有法律的和宗教的规则。关于公民社会的标志和特征，C.泰勒(Taylor)在一篇影响甚广的论文中进行了总结。
社会规模越小，社会规范的发挥的作用越大，效力越强。社会团体中的人们参与制定了这些规范，并相约遵守，而不需借助于国家强制力的威慑、监督和救济。
[12]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在当代西方法理学中意味着一场本体论的变革。从而人就愈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而愈容易受到他人或者组织的影响和控制。
试验后的访谈发现，只有极少数的试验对象认为其他人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之所以顺从其他人的错误答案，只是因为他不想成为一个不合群的人，而想和大家保持一致。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社会控制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有限政府观念在17世纪英国政治斗争中的诞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成为许多学科探索问题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初民社会中大量的禁忌和习惯，被原始先民奉若神明。社会规范本来是外部的力量对个人的约束，但一个人的这种外部约束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变成个人的习惯，成为内在的行为规范。[19]如果人们认为法律只能由国家制定，那么，许多重要的法材料和法的规则就都被排除在法的概念之外了，比如在西方法律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教会法。
尽管在那时并没有国家暴力机关来强制实施社会规范中对人们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由于这种发展趋势，人们可以期望未来在理想的、大公无私的动机指引下，从事生产劳动。
即使没有法律，或者法律没有效力，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也会抑制自己，不会有反社会的行为。不通过法律手段而和解商业纠纷由此成为可能，而并非如西方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必须通过有效的法律系统才可以解决这些纠纷。
如果政府对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关系的复杂性。
今天的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最严厉的惩罚仍然是剥夺个体的团体成员资格，把违反社会规范的成员开除出团体，取消会员或者成员资格。尽管软法具有千姿百态的存在形式，但这些规范往往都深深根植于习惯之中，它们的形成需要历经长时间的积淀，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认同和模仿，通过权威和传统力量慢慢地沿袭下来。法律的社会化发展，使法律的国家强制色彩逐渐淡化，而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柔性色彩，从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奥斯丁)，到法律是自足的或者自我调整的法律规则体系(哈特)，法律的柔性特征日益展现，法律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满足人们对保持和增进社会(社会当然由众多个体组成)利益的需求。历史可以表明，人们被越来越多的详尽的规范和义务所包围，以至于现代的公民完全被吸收在一个精致的法律网络之中。
国家强制力观念在法律规则层面的弱化意味着一场法学理论本体论的变革，高度分工社会中人们的相互依赖，使软法责任成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同时硬法规则中的大部分责任实际是通过软法责任机制实现的，或者内化为自我实现的责任，又或者外化为社会压力下的责任，但是，在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软法责任机制也将很难实现。所谓自我实施，就是这个规则会由于当事人的自利行为得到执行，而无需经过第三方的强制力。
这要求法律能够自我说明(即所有法律的适用对象都对法律的含义持相同看法)，并且不需要进行司法解释。可能在于其内容——对责任的规定不明确。
[24]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3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7]他还以为：并非任何一种命令都是法律，只有普遍的命令，即强制某个人或某些人必须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命令，才具有法律的性质。[14]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页。因此，禁忌具有法律的警示、扼制、保护功能，也具有法律的惩罚功能、社会协调、整合功能，有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转引自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载《外国法译评》(现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1995年第3期。
法律的社会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带有不同的特征和内容，社会化的法律经历了长期的演化，演化的内容表现在法律的诸多方面，本文在此主要讨论法律的社会化中法律意涵的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变化。这些软法规范，在时间上，经过了长期社会实践的检验，在内容上，能够在社会群体中统一、普遍地适用，群体成员彼此知晓，权利、义务清楚，即使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介入，软法惯例中内涵的责任仍会受到群体成员的遵行。
在后农业社会，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至此，城市市民社会已由最初的自卫走向对外的扩张和同化。
[15][英] M. J. C.维尔：《宪政与分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页。但是，在群体结构中，非理性是不可杜绝的。
